制度安排与会计信息质量――红光实业的案例分析

[摘要]本文对会计信息失真、特别是违法造假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以四川红光实业公司的案例为分析对象，从我国现有制度安排的角度进行分析。分析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本身排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诱发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本文分析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不仅仅是一部《会计法》或相应的会计技术规范所能解决的，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等才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治本之举。

[关键词] 制度安排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红光公司

一、引言
    为寻求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我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先后制订并发布了数十项相关的法规与制度，如《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务院)、《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上为财政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披露细则》(中国证监会)等。1999年10月31日，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正式发布，并要求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新《会计法》的修订、颁布与实行，被认为是旨在改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杜绝虚假会计信息。与之相适应，财政部又于2000年12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制度》。所有这些努力，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提高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

    但是，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已为理论界从多个角度进行验证。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必将改变原有市场上各利益团体的利益安排。显然，那些利益受损的团体将不会为追求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而自愿放弃既得利益。换言之，仅仅依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本身，应当不会显著地改变会计信息质量。

    如果将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助人和主体一般性地界定为“逐利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他 (们)的行为模式主要取决于该项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而某项行为的经济后果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当时的制度安排所决定。“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换言之，是某一时期社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将这一基本推论用于会计信息的提供行为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分析中，可以认为，提供会计信息的行为与当时社会的制度不可分离。如果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鼓励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对实施这种行为的主体给予奖励，则市场上普遍提供的会计信息，其质量应当能令人满意；反之，如果市场不奖励、甚至惩罚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主体，那些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主体又能获得不菲的收益，则市场上普遍流行的会计信息，虚假成份必定居多。

    本文将依照这一逻辑展开。其中，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制度安排对会计信息提供的影响及相关的市场激励或惩罚，以期构建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简要描述红光实业案例，为下文的分析与讨论，提供基础；第四部分是本文讨论的重心，将以第二部分所形成的基本分析框架为工具，讨论红光实业案例中各行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分布;最后是必要的讨论与本文结论。

    二、制度安排与个体行为:一个分析框架

    什么是制度?经济学界存在多种解释。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集体行动包括从元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机构以至国家，它们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是通过利益诱导 (用康芒斯的话:对个人有益)和禁例的方式进行的(康芒斯，中译本，第二章)。换言之，制度可以决定 (通过诱导或禁止)个人行为。舒尔茨 (t?schultz)认为，制度是行为规则，它们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 (科斯等著，中译本，1994，第253页)。作为制度决定论者，诺斯对制度先后有过多次描述与界定，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将制度抽象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是人为设计的约束 (vpmdytsomyd)，用于界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当康芒斯说制度通过利益诱导或禁例的方式影响个体行为时，他已经说明制度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方式:利益。如果将每个个体都视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他们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他们决定采取或不采取某项行为的主要考虑――就是经济上是否有效。人是社会人，他 (们)的各种行为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能否获取报酬，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其行为是否认可；获取报酬的高低，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其行为认可度的高低；社会制度还通过惩罚手段限制或禁止某项行为；等等。换言之，社会制度通过鼓励或惩罚某一行为，以诱导或禁止该项行为。比如，英国早期保护私有产权制度，使得那些从事各种发明创造以及工商企业的人，获取了高额报酬，从而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最终，促使英国最先完成工业革命；我国1999年后的国有国营企业组织制度安排下，企业经营好坏与个人的报酬没有直接关系，这使得企业经营业绩普遍走低;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逐步推行的。

    严格地说，制度与制度的执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其中，制度就是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安排，比如我国的《公司法》、各种成文的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信息披露细则；制度的执行更多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以及各种实际的判例上。书面的成文制度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该制度能否真正得到执行。一个无法得到执行的制度，就不具有基本的约束力。

如果将会计信息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物品”，那么，它也具有相应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来看，任何一个 “制造”或“消费”会计信息的主体，都能 (至少是期望能)从“制造”或“消费”的行为中获取收益。这样，与会计信息的提供、消费等有关的制度安排，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会计信息的提供与消费的方式。质量等行为。

    以本文所讨论的红光公司案例发生的时间为基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制度安排至少包括如下一些法律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93)、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等。这些法律与法规为上市公司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方式与渠道中，“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是主要部分。此外，相关渠道 (从当时来看，主要是证券类报纸和电视、广播评论)的介绍与评论，也构成信息来源的一部分。但公司能否取得上市资格、公司新股发行价格的确定等，主要取决于由上市公司提供、经相关中介机构认定的财务资料等信息。而这部分信息也构成了“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的主体。因此，下面对相关信息披露的介绍，主要基于红光实业上市前所公开披露的这两份文件。

在当时公司上市采取 “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政策下，公司如果取得 “稀缺”的“额度”，则财务资料成为后期上市运作最为关键的因素: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并取得较好的发行价格。红光实业披露的经成都市蜀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前三年销售收人和利润总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1996年 1995年 1994年
主营业务收入 42,492 95,676 83,771
利润总额 6,331 11,685 9,042
净利润 5,428 7,860 6,076

红光公司在1997年4月 (股票公开发行前一个月)，进行了一次1:0.4的缩股，将原来4亿股的总股数缩为1.6亿股。再按缩股后的股数对前三年净利润计算每股收益，倒算出1994一1996年的每股税后  利润分别为0?380元、0?491元、0?339元;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每股6?05元的发行价格。
除财务信息外，关于拟上市公司的一些描述性信息也颇受关注，特别是关于该公司发展前景的信息。理论上，中国证监会不能也不应当批准一个没有发展前景的公司上市，因此，如何将拟上市公司的前景描述的“动听”且 “诱人”，是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的主要任务之一。从红光实业所提供的“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该公司是一家 “前途光明灿烂”的电子企业。同时，按照招股说明书的格式要求，红光公司还提供了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数字:

“预计公司1997年度全年净利润7，055万元，每股税后利润 (全面摊薄)0?3063元/股，每股税后利润 (加权平均)0?3513元/股。”部分由于上述信息包装，再配合当时整个股票市场的大势，红光实业 (1983)的上市认购中签率不足2?8%，锁定认购资金133亿元。

3．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果

红光实业 (1983)1997年6月初股票上市发行，募集了4?1亿元资金;当年年报披露亏损1?98亿元、每股收益为-0?86元。当年上市、当年亏损，开中国股票市场之先河。为此，中国证监会进行了调查，并公布了调查结果:

   1．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

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称1996年度盈利5，000万元。经查实，红光公司通过虚构产品销售、虚增产品库存和违规帐务处理等手段，虚报利润15，700万元，1996年实际亏损10，300万元。

2．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

  红光公司上市后，在1997年8月公布的中期报告中，将亏损6，500万元虚报为净盈利1，674万元，虚构利润8，174万元;在1998年4月公布的1997年年度报告中，将实际亏损22，952万元 (相当于募集资金的55?9%)披露为亏损19，8仍万元，少报亏损3，152万元。

  3．隐瞒重大事项

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对其关键生产设备彩玻池炉废品率上升，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的重大事实未诈任何披露。显然，如果红光公司在事先如实披露其亏损和生产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事实，它将无法取得上市资格;即便取得了上市资格，上市募股，也很难取得成功。

  4．相关的法律诉讼与结果

红光因报告巨额亏损，导致股价大跌，资本市场投资者损失惨重。此后，198年12月，上海股民姜女士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红光公司管理层；2000年初，上海市民吴先生在成都再次起诉红光公司管理当局，但这两起诉讼都被以“起诉人的损失与被起诉人的违规行为无必然因果关系，该纠纷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裁决不予受理。

在股民自发起诉不予受理的同时，2000年1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以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现行的制度安排需要真实会计信息吗?

从红光公司上市过程来看，围绕会计信息，有这样几个相关的利益方：企业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股票市场的投资者 (含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中介机构、地方政府、申国证监会。它们在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作用及对信息质量的要求，也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对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制度，并未确立。
1．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   理当局提供虚假信息，没有任何法律风险。2000年1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对红光公司管理层的起诉。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判决向市场传递的信号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即便不存在个人犯罪行为，也要承担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法律风险当然，由政府监督所形成的法律风险，与由股东出面、要求公司管理层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风险。其中，前者的刑事风险基于市场危机暴发、具有严重的社会后果，政府才出面干涉，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威慑力量，构不成日常监督；后者则是一种日常监督力量，能有效监督公司管理层的舞弊现象。

2．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

理论上，政府只是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和监督者，本身不参与市场运行。但我国数十年国有国营的经济模式，导致政府对具体的经济活动不能“置身事外”，总是存在 “亲历亲为”的冲动。

张维迎等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争利博弈。这种分析也适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上市过程。我们知道，本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每一级政府所高度关注的，在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上市额度的前提条件下，努力争取让本地或本部门更多的公司上市，是当地政府 (横向)或中央部委(纵向)“份内”、“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政府致力发展经济，与虚假会计信息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事实将二者 “有机”联系起来。将一个亏损企业推向资本市场，不仅为困难企业筹集巨额资金，暂时缓解危机，而且也增加了当地经济的“活力指数”，上市公司的数量曾一度成为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特征值。显然，没有虚假会计信息的“帮助”，任何一个亏损或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直接通过事先设定的公司上市标准要求的。

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当地政府的参与度非常高。这从红光实业的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披露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成都市体制改革委员会 (1992  162号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成科工字 [1994]019号文)、四川省人民政府 (川府函[1995]517号文)等。如果说1992年改组为股份公司的函是一种必须的职务行为，那么，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则是 “锦上添花”，而四川省人民政府推荐将红光列入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更体现当地政府对骇企业的“厚爱”。恭居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在取得上市额度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陷入程度之深，从红光事后寻求重组的过程，也可得到证实。比如，第一个方案是由长虹重组红光，尽管没有明确报道，但其中政府意向是很明确的；第二个方案是广东福地出面重组，从公开报道来看，成都市政府、市经委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直接。而与红光情况类似的郑百文 (600898)，重组过程也与政府关系密切。
政府鼓励或默认企业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是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实际上，政府直接造假数字 (如夸大统计数字)都不承担法律责任更何况只是支持或默认下属企业造假会计信息。这在大庆联谊 (600065)一案中也有所体现:尽管受大庆联谊一案影响而获罪的人数，在虚假上市处理上是空前的，但从中纪委监察部的通报来看，受处罚的只是拿钱的。至于黑龙江省体改委将1997年的批复倒签为1993年，其直接经办人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得而知。  转贴于范文论文吧 http://www.fwlw8.com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