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听证与公共政策民主

   公共政策是现代生活的重要政治成果，是公共意志和理性选择的产出。它是根据公众意志、满足公众利益，公共权力机构对公共领域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维护社会公正，确保社会公平，协调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措施和手段。［1］公共政策是民主的产物，同时又是民主的反映。公共政策民主是公共政策内在的、应然的要求，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诉求。而公共政策旁听、公共政策听证是达成公共政策民主的可靠路径。

    公共政策旁听：一种可能的公共政策对话
    公共政策对话就是围绕一定的公共政策议题开展对话交流的活动过程，公共行政人员、立法人员、政策智囊机构、政策专家、政党组织、利益集团、公民都是政策对话的可能参与者。［2］而旁听与听证都是公共政策对话的主要形式，是开展公共政策对话的重要路径。严格地说来，公共政策对话应该是一种对等性的、公平性的对话方式，对话参与者排除了身份、地位、职业、年龄等方面的偏见，从而致力于公共政策共识的达成。旁听制度的实施，其目的就是追求一种可能的公共政策对话，实现公共政策民主。
    从没有旁听到开展旁听，说明了中国“形式民主”的进步。近些年来，北京、河南、广东、上海、湖南等地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旁听制度［3］，以及今年福建厦门市政府首次实行政务会议公开旁听，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实质民主”的开展，广大公民以切身感受见证了“最直观的民主形式”。旁听制度的实施，体现了人民权力属于人民的执政作风，使人民权力机构更加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也反映公共权力机构的“公共性”。旁听制度的实施，体现了权力机构决策信息的公开，打破了“暗箱决策”的局面，使公众能够了解公共政策信息、见证公共政策的运作过程。旁听制度的实施，培育了普通百姓的公民意识、政策意识、法律意识，体现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重大公共事务所拥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旁听制度的实施也开启了公民意见表达的渠道，旁听公民代表充当了权力机构与人民群众的“传声筒”和“扩音器”：倾听民间声音，表达民众观点；宣传国家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也就是说，公民在拥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权利——话语权即表达自由的权利。
    但正因为是“旁听”，所以从现实实际操作来看，其表现是有限度的：第一，参加旁听人员的数量是有限度的。从相当多的地方旁听人员的数量来看都是20名，旁听不是芸芸众生、无所限制的随意行为；第二，旁听公民活动的限定性。“旁听”二字主要的落脚点在“听”字上，旁听公民主要侧重于“看”和“听”——耳闻目睹，而且还必须遵守权力机构所颁发的规章制度；第三，旁听公民的意见表达也是有限的。一般参加的第一天，权力机构个别领导与旁听公民见个面，中途也专门召开一次1个小时左右的旁听公民座谈会；第四，旁听公民活动费用自理。权力机构不承担旁听活动的一切费用，食宿费、交通费等开支均由旁听者个人承担，等等。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旁听是有限度的表达自由、间接的参政议政、有节制的政治行为，然而，作为民主政治的伴生物的旁听制度既然走出了第一步，就有必要走好这一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决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过程。因此，旁听恰恰是了解情况、收集意见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某些“人民代表”害怕旁听成为“上访专业户”的“发泄窗口”，或者认为旁听不能解决任何内容，容许旁听者有15－20天的信息收集和调查时间，旁听者形成的非正式提案应当是与参加旁听会议内容一致的或相关的，等等。

    公共政策听证：一种对称性的公共政策论辩
    公共政策听证就是在公共政策出台之前或实施之后，就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方案或公共政策效果等方面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听证（Hearing）一词，本意为诉讼上应听取他方当事人意见的制度。也就是说，法院在审查事实或法律问题时，要以公开举行的方式听取证人和当事人的意见，以保证审判的公平，从而实现正义。［4］随着司法听证的广泛目前现实实际情况来看，以价格听证为例，透明度不高、公正性不足、平等性缺位现象的存在，致使当下的一些价格听证成为非对称的、不充分的论辩，严格地说来还不能称之为“论辩”。在价格听证会上，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谈判或论辩地位是否平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听证会是否能够保证双方发言的机会均等，这又表现在发言的人数和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是否相同；其二，双方是否都能够提出举行价格听证会的请求。［7］从第一方面来讲，在已有的听证场合中，每个代表的发言机会是均等的且每个人的发言时间被限制在五分钟之内，表面上看来是平等的。但由于消费者掌握的信息不充分和时间的相对限定性，难以掌握一些行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只能从感性认识方面发表意见，致使双方话语权沦为事实上的不平等，论辩地位呈现非对称状况，甚至出现消费者“虚位”现象。从第二方面来讲，按照《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三类机构可以要求举办听证会，一类是欲调价的经营者，一类是欲调价的政府主管部门，还有一类就是消费者。但实际上，单个的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提出举行价格听证会的请求，提出申请的基本上是前两类。而经营者在提出申请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详细的准备工作，消费者只有在听证会组织者发出公告之后才知道听证会要举行，他们能用来作准备的时间比申请者要少得多。因此，这种情形下的公共政策听证只能是一种非对称的公共政策论辩。
    要使公共政策听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对称性公共政策论辩，体现充分的公共政策民主，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构多方参与、互相制约的公共决策格局。要完善听证代表产生机制，形成经营者、消费者、监管者、咨询者等多方制约格局，建立代表咨询、专家论证、民意调查的决策系统，特别是针对某一公共政策议题的相关专家和律师代表的组成显得很有必要的；第二，尽可能多地获取公共政策听证相关信息。获得充分信息的好处，就是获得充分的发言权，为此就要求多花时间、多花精力去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等各方面的意见，以使自己的发言更全面、更充分、更有代表性、更符合实际；第三，提高公共政策听证的透明度。要增强公共政策听证的内容和程序的公开和透明，这既有利于提高公众的认同度和参与度，又有利于听证相关利害人获取充分的信息，同时也能够使公共政策决策成本和执行成本大大降低，因而听证举办者或监管者有必要把听证方案提前1个月交给参与者，也有必要通过多种新闻媒体把听证方案公之于众，并能现场直播或跟踪报道；第四，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要保持独立性。要求廉洁自好，作出公正的决策，不能偏袒任何行业、任何利益集团，等等。转贴于范文论文吧 http://www.fwlw8.com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