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企业所得税法 立法经验 财税立法
内容提要: 财税立法涉及到多种利益博弈，其制定往往是困难重重，在我国转轨时期，财税立法则缓慢而行。然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财税立法又是十分重要的。这次《企业所得税法》立法已经为我国今后的财税立法积累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经验：财税立法应借鉴国外经验、吸收国际惯例；应坚持财税立法的民主化；应强调财税立法的科学化；应完善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相关部门之间的财税立法协调机制等。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其制定与实施，无疑在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税收负担；引导企业资金的流向，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将产生重大的深远影响。《企业所得税法》从1994年提出立法规划到2007年高票通过，走过了漫长了13年。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1]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终于审议通过，在让我们欣喜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财税立法的艰难，改革的不易。众所周知，财税立法涉及到多种利益博弈，其制定往往是困难重重，故在我国转轨时期，财税立法则是缓慢而行。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财税立法又是十分重要。那么，这次《企业所得税法》立法积累了哪些经验?以资今后我国财税立法借鉴。对此，本文拟作些分析。
一、财税立法应借鉴国外经验、吸收国际惯例
《企业所得税法》是一部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参考国际通行做法的现代法。在我国立法史上，借鉴国外经验与吸收国际惯例是必不可少的。在统一企业所得税立法中，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为基础，充分考虑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财政收入的承受能力和企业的税收负担能力，既能够适应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又适度的兼顾企业的税法遵从成本。不仅如此，考虑到我国加入WTO之后，生产要素在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流动更为频繁，企业在从事跨国投资或贸易时，不仅需要遵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更要适用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为避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立法与其他国家立法、国际惯例、国际税收协定存在较大的脱节，造成企业不得不适用不同模式的企业所得税法，加大企业的纳税成本，我国在统一企业所得税法时，对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和国际惯例、国际税收协定的相关规定都给予充分的借鉴。可以说，统一企业所得税立法是借鉴国外企业所得税立法经验和吸收国际惯例的成果，具体表现如下。
（一）取消了以“独立经济核算”作为认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的标准，实现了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资格与国际立法的统一。
在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资格的确定上，我国长期以来是以“独立经济核算”作为确定某一企业或组织是否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的基本条件。但这一标准与国际上确定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的条件有所差别。
从理论上讲，企业的法人资格决定了投资者与企业之间形成相互独立的主体，两者之间的财产、责任等均相互独立，投资者对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的债务不负清偿责任，对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税收债务当然也不负有责任。因此，法人企业与投资者应为相互独立的税法主体，分别缴纳所得税。而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其投资者对该组织的债务应承担无限责任，包括其在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税收债务，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的税收债务最终也由投资者承担，故非法人企业不能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而应当只对其投资者的所得课税。
从各国的立法来看，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和德国，都以具有法人资格作为认定是否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标准。
我国长期采行的“独立经济核算”标准，对企业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并不加以区分，不利于区分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纳税义务，造成了在国外不具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资格的企业在我国必须缴纳所得税。有鉴于此，我国在统一企业所得税法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取消了以“独立经济核算”作为认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的标准，而规定只有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组织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则不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2]，实现了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资格与国际立法的统一。
（二）首次在企业所得税领域引入了“居民企业”、“非居民企业”概念对纳税人加以区分，确定了我国税收管辖权的范围和形式，也限定了各种企业各自不同的纳税义务的范围，体现了与国际惯例的衔接。
同样，我国对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的区分，除按其资金来源划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外，很长时间是依照经济所有制性质区分纳税人。但无论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划分，还是按经济所有制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都无法体现我国税收管辖权的原则和各种类型企业不同税收负担的差异。《企业所得税法》按照通行做法，首次在企业所得税领域引入了“居民企业”、“非居民企业”[3]概念对纳税人加以区分，确定了我国税收管辖权的范围和形式，也限定了各种企业各自不同的纳税义务的范围，体现了与国际惯例的衔接，有利于我国在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中，与其他国家更好的协调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也有利于跨国企业在不同国家均能享受到税收抵免的待遇。
（三）在征管方面，尤其是反避税方面，借鉴了国外的通常作法，实现与国外立法的协调。
除在纳税主体方面，我国在征管方面，尤其是反避税方面，也借鉴了国外的通常作法，实现与国外立法的协调。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际惯例，专章以“特别纳税调整”规定税务机关有权对各种避税行为进行特定纳税事项的调整，包括针对纳税人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避税港避税及其它情况所进行的税务调整。除在关联企业的特别纳税调整方面的具体措施更注重与国际的协调外，如引入了独立交易原则，确立了预先订价制度，规定纳税义务人的资料提供义务等，在反避税的形式上也借鉴国外的立法，补充了新的反避税规则。
针对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通过减少股份资本、扩大贷款规模，从而以增加利息支出来转移应税所得，实现税收负担最小化的情况。《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外的经验，专门规定了反资本弱化规则，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进行扣除。随着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增加，避税地成为企业避税的一种重要方式。《企业所得税法》弥补立法的空白，第一次在税法中明确规定了反避税地避税的规则。[4]借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做法，《企业所得税法》还规定了一般反避税条款[5]，作为对避税的一般防范性规定，以防范当前形式多样、方式不断推陈出新的避税行为。
此外，我国在税前费用扣除[6]、税收优惠方式、税收的国内管辖地点等方面也努力实现与各国立法的相互协调，以便能够更好的在复杂的国际税收环境下维护我国的税收主权和税收利益。
二、应坚持财税立法的民主化
税收立法的发展史是西方民主的发达史，税收立法权是人民的一项基本的民主权利。税法是国家对人民财产权的合法“侵犯”，更为注重立法程序的民主化。只依照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通过公开和透明的程序设计，使人民了解在税法领域应当和可能会有哪些规定，将发生哪些变化，从而为维护自身财产权利，有机会发表不同意见和看法，并合理、合法地安排自己的行为和财产，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损失。《企业所得税法》立法的民主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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